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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李白与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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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夜郎  发帖心情 Post By:2015/5/28 8:57:26 [只看该作者]

李 白 与 夜 郎

 

 

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胡大宇



  设置于今桐梓县境内的唐代夜郎县,还有一个特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使它区别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其它所有夜郎。那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获罪长期流放于此。这一史事对桐梓唐宋夜郎影响深远,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李白与夜郎的关系甚为密切,不容忽视,自然也属于夜郎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李白因永王李璘谋逆牵连系狱而至长流夜郎史事,千余年来已是不争之事实。但是由于其流放的具体起始时间、所行路线以及遇赦时地,史籍之直接记载甚少,遂使李白长流夜郎的诸多问题成为千古之谜。自北宋以降,就陆续有人提出李白未至夜郎途中遇赦而返。数百年来相沿习,似乎已成史学界之定论,尽管历代均有人持反对意见,但却众说纷纭,争议不休,甚至各执一端,令大众莫衷一是。时至今日,此段公案,仍未了结。令海内外众多学者和局外之人也颇为关注。概言之,此前历代各执一说的学者们的观点均有异同。相同之处在于:李白因永王璘谋逆案获罪系狱,后经人力保,乃罪减一等处罚,判其长流夜郎,其后又遇赦返回原地。此一史事,是各家一致公认,肯定不争的。相异之处却颇多。如判流时间、起程时间、所经地点、遇赦时间等等,均有不同说法。但主要的争论却多集中在李白流放途中所行路线和是否实际上到过流放地夜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上。以此,可归纳区别为“未至夜郎”说和“已至夜郎”说两大类。其中,持“已至夜郎”说的历代学者在李白所行路线上又有不同意见,亦可归纳为“溯江入川”说和“由湘入黔”说两类。笔者是赞同“已至夜郎”说和“由湘入黔”说两类。笔者认为:李白自至德二年春获罪,当年年末判流,乾元元年初起程赴流放地,溯长江至江夏折走岳阳,经湖南境内进入黔境,跨乌江至遵义北上夜郎县境,至乾元二年秋间到达夜郎。又于上元元年夏获赦,北上今川境,顺长江而下,返回原地。起迄三个年头约两年零七个月。这样一种说法是可信的,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李白流放确实到过夜郎,并对其后夜郎地域的历史、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而今仍不衰减。笔者在学习研究前人已有成果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不揣冒昧,略举理由几端,试一抒管见,以证明之。


李白流放前后诗作直接证明他到过夜郎


  关于这一点,以李独清、王燕玉为代表的历代学者的专著中已有逐诗逐句逐字的分析论证,无须赘述。笔者也曾认真地研究过《全唐诗》和清王琦编注的《李白全集》中李白所作关于夜郎的全部诗作。仅《李白全集》中收入李白直接涉及流放夜郎的诗作就有32首之多。更何论李独清、王燕玉等先生专著中引证的上百首李白诗作。其中有十多首根本无法作其它解释,只能认为是在流放地夜郎境内作所,诗中大量的诗句证明了他确曾到过夜郎,并在那里盼望着昭雪和获赦。在至今并未发展有史籍关于此事的直接文字记载的情形下,如果其自身诗作都不可以作为明证,那么文化、史学界的诸多千古之谜不就更无从破译了么?据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一些诗句足以证明李白到过夜郎。比如:“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我窜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等等,这样一些沉痛、苦不堪言的诗句,似不可能解释为身不在夜郎而凭空杜撰的,何况是针对李白那样才高八斗,狂放豪迈之诗仙。此外,尚有一首《题楼山石笋》相传系李白所作,遵义府志引明朝曹学佺撰《名胜志》所载:“石笋(或曰‘万峰’)如卓笔,悬之山之巅,谁为不平者,与之书青天。”似亦不应轻易斥之后人伪作。
 


 

历代学者证明李白确实到过夜郎

 

    历代学者的论证史籍记述证明李白并非途中遇赦而且确系到过夜郎
  古往今来,历代学者文士都对李白流放夜郎之事颇有研究考察,虽有不少主观武断、信口雌黄或人云亦云相沿成习者,但其间不乏真知灼见之人。仅试举几例,即足以证之。
  清唐熙间,四川学道王奕清视学至桐梓,重修新站太白亭,并撰碑记曰:“唐供奉翰林太白李先生,曾以至德中谪居夜郎,故其地多公遗迹。……复奉命来视蜀学,之播州,州古夜郎也。其属桐梓县者有夜郎驿,驿东北(应为“北”)二十里为新站,有公遗碑,镌公留夜郎诸诗,相传系公手迹,后为土人无识者毁去,兹乃旧搨重摹立石者。……新站之在蜀,尤为偏远。今适以播州行过此,得以拂拭公之后尘,而想企公之流风,觉去今千百年,犹爽然如见公于残碑断句之间。……惜新站地荒隘,无能稍为恢拓,姑仍其规模,而葺其颓废,俾遗碑无为风雨所剥蚀,庶使后之过斯土者,咸得借是以景仰公之芳 躅于不没云。”
  清嘉庆九年和十九年两任遵义知府的河南郾城赵遵律于遵义府 城桃源山顶建谪仙楼,并撰《谪仙楼记》,且勒石于桃源洞口,录李白《白田马上闻莺》诗等二首,及《谪仙楼记》。记中论道:“然则左迁之时,放还之地,不可考欤?曰:乾元岁秋八月迁夜郎,于郎官湖序见之;次年冬月至巫山,于瞿塘峡诗推之;自巫山至乌江,于赠宗十六诗征之;由乌江至白田,于马上闻莺知之;至太白放还,则于赠徐安宜诗得之。考其岁月,按其道里,而证之以地志、太白诗文,太白固自为年谱矣。”又说:“且翰林全集有乌江别宗十六诗,夫乌江源出乌撒,过播州至涪陵入江,去巫山远矣。留别分手相赠,遥瞻西去,文义极别。是乌江尚无归期,又何巫山放还之云乎?或曰:巫山阳,太白自道半道承恩,见于集中屡矣,年谱参伍考证以成其说;而文以为疑。何欤?曰:夜郎道,左迁所历;巫山,放归所经。……泥放还为巫山,并以巫山为半道,故举流窜以后数十首注明夜郎者,扫而空之,以为未至其地,而不虞乌江留别之龃龉也。”
  清嘉庆七年,武威张澍任遵义知县时,作《续黔书》八卷,中有《李白至夜郎辫》,说:“……李白曾贬窜于此。今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卧古碑,字巳漫灭。县治内,白故宅旧井迹存焉。余摄篆播州之日,暇游桃源洞,洞前贔屃屹然,镌曰李白听莺之处(乾隆己酉,郡守衡山刘诏陛据黔志刻碑于此)。盖“清流蚁酒醅初熟,暧入莺簧舌渐调”,乃流谪时所咏也。近人谓白流夜郎,实未至其地。……谓白溯三湘,将上夜郎,即闻赦令而还,其谈疏甚。夫白之在夜郎也,盖久,而后奉金鸡矣。……诸诗之可征也。今不观前贤全集,辄摘一二语为谭资,且矜其创获,是犹诧维摩之取孟坚而遗班固也”。
  清遵义黎庶昌拙尊园丛稿《李白至夜郎考》亦说:“如太白诗于息秀才之半道承恩放还谓‘白本长流不赦之人,今中间得释,故云如此,不定作为行路解也。’又云:‘唐书本传,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不言半道,可见史之审。”
  贵州当代史学家李独清先生在其《李白流夜郎考》中,用洋洋万言,逐首逐句逐字地分析论证了李白实至夜郎及其行经路线。(在列举众多史籍记载后)说:“皆以长流夜郎,遇赦得还,并不言及未至夜郎也。”他在综述持“未至夜郎”说者的来历沿袭后说“……沿其说。于是在巫山以赦得释,未至夜郎,几成定论矣。”“综上论列。太白实至夜郎,炯然可见,不得再为之置辨也。”
  贵州史学家王燕玉先生在《辨李白长流夜郎的时地》一文中也以大量的论据证明,李白并未途中赦回,而是已至夜郎始获赦,他从李白诗作自述、历代吟咏、方志记载李白到夜郎的遗址遗迹三个方面论定:“通过上面内证、外证、旁证的引辨,有充分理由可断定,李白长流是到达夜郎居住过的,并未行至途中巫山遇赦。计从至德二载冬季论罪,乾元元年春季定刑,奉诏首途,沿途停留久暂不等,乾元二年冬天到达贬所。迄于上元元年四月大赦,赦书下达至夜郎约在六、七月间释放,除掉论罪不算,单自定刑算起,共两年七个月三个年头,故其诗句都言三年,前后切合,并无干格。”“李白长流夜郎的行程,……从江夏向西南行,过洞庭湖溯沅水,经武陵、辰州(以上今湖南)、锦州、思州、费州、夷州、播州,进入珍州达夜郎县(以上今贵州)这一行程时间也久,约至本年冬杪至次年冬初十个月,证据虽不多,却比较有力。”“约年底(乾元二年)达珍州夜郎县(今贵州桐梓)。上元元年初,听到去年三月因旱而颁的减降罪人令,自己却无份。六、七月间,奉到本年四月以星变大赦的诏令,获得释放。于是北上巴州,折东循长江东还,经瞿塘峡至巫山登高赋诗,复经江夏,回抵浔阳。”
  王燕玉先生还据理评说驳斥了自宋曾巩至今人郭沫若持“未至”说者持论的弊端所在。“如:(曾巩《李白集三十卷序》)独言长流夜郎事,却欠周核深思……路线行程舛错。而关键在说‘至巫山以赦得释’自谓本于李白诗、书自叙,并未举出原文。”“想来曾氏所据,无非即此‘半道’、‘巫山阳’而已理解殊不妥恰,又不关系别的诗文。案‘半道’固可作路程的‘途中’解,也可作时间的‘中间’解,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不应执泥。……故最后得大赦释还,赋诗遣词使用‘半道’,意谓本是长期流放,而在中间得到恩免还家。这样解释,诸方面都契合无碍。”“至于巫山阳,不可直解作巫山,则是通常词义,巫山之南地方自有远近大小,做诗限于平仄对仗叶韵未能苛求,表示方位在巫山的南面,完全可以,姑勿论是什么地方,但非巫山可断。”“总之曾巩偶失检点那么一说,后人漫不经心,沿袭相传。南宋薛仲邕撰《翰林李太白年谱》即云‘乾元二年,未至夜郎,遇赦得释’,承说半道为途中,而并无据证解释,其不经心可覩。”(至明杨慎《李诗选题辞》)“则全用曾氏文句。”(清王琦补订李白年谱)“端端对途中赦回仍不察其舛,反杂引李白诗以实其说。于是隐然形成了习惯势力,仿佛牢不可破。”(现今若干《中国文学史》及其它有关李白的文章,)“对此未尝重视,辗转延续途中赦回说法,陷入人云亦云故例,就是专著,也不例外。”“不求具指,依稀囫囵,正见率意疏忽。”“又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中说‘……’不但因沿陈说,又随便说了‘在江夏、潇湘等地流连一年多,’距离事实越远。其下文又随便解释夜郎在今贵州遵义附近,指点地望亦差。均见其不经意查考之失。”(常秀峰等《李白在安徽》中)“一仍旧贯,勿庸再驳”“流放止于巫山一说甚难立足,到达夜郎说却证据良多。”
  还有贵州文史学家张克先生在发表于台湾《黔人》杂志上之《李白夜郎》一文中就李白夜郎文化的核心和源头,分五个层次阐述了李白长流至夜郎的深远影响,也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李白曾到过夜郎。
  《旧唐书》(文苑)<李白传>载:“……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
  《新唐书》<文艺本传>传载:“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
  《全唐诗》<李白传>:“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
  《全唐文》<李白传>:“白长流夜郎,会赦还。”
  《贵州通志·前事志》载:“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
  《中国人名大辞典》载:“诏长流夜郎,会赦还。”
  上述有关唐代的重要书籍,关于李白长流夜郎史事,从未一字提及半道或途中遇赦,可见其说荒谬。


  

历代名人吟咏佐证李白到过夜郎

 

    李白同时及其以后历代名人对李白长流夜郎史事的吟咏也可佐证其到过夜郎。
  唐·杜 甫:《梦李白二首》有“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等句,其《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有“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句。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有“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句。
  张 祐:《梦李白》有“谗言密相构,送我千万里,辛苦夜郎归,知音聊复稀。”句。
  项 斯:《经李白墓》有“夜郎归来老,醉死此江边。……游魂应到蜀,小碣岂旌贤。”句。
  宋·苏 轼:《沿流馆中得二绝句》有“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
  贺 铸:《和豳老郎官湖怀古》有“白也遭时网,临年放夜郎。”句。
  林季仲:《谢李端明惠李翰林集》有“长流夜郎得不死,定知造物须怜才。”句。
  元·张以宁:《题李白问月图》有“迢迢夜郎外,垂光一何偏。”句。
  陶 安:《李翰林墓》有“自别金銮抵夜郎,江南有梦到朝堂。”句。
  明·杨 慎:《夜郎曲》“夜郎城桐梓,原东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此为其于明世宗时被谪云南永昌,途经今桐梓县境于桐梓驿(距唐宋夜郎县治10公里)亲自考察所得。
  王叔承:《采石矶吊李太白》有“夜郎逐客浔阳囚,一片青山魂烂熳。”句。
  梁辰鱼:《采石矶吊李太白》有“他年有梦游天姥,此夕无魂到夜郎。”句。
  陈子龙:《与客登任城太白酒楼歌》有“一自人归鉴湖雨,李犹踯躅巫黔路,青门祖饯事已非,夜郎流谪年垂暮。”句。
  宋 濂:《题李太白观瀑布图》云“狻猊哀啼闻夜郎,苍天欲使诗道昌。”
  程生云:《桃源洞太白亭》“三年金骨凭磨炼,一片丹心任去留。最喜当年流落处,至今花草亦风流。”
  吴中蕃:《题怀白亭》有“夜郎远窜谪亦轻,中道寻闻赦书至。”句。
  刘 瑞:《播南吟七首》之一“荒草犹传李白城,夜郎憔悴苦为情,半生豪气随烟水,千古诗名焕日星。”
  程生云:《怀白堂》“山间明月留佳句,江上清风怀昔年。一自昌龄于役后,愁心终古在湘州。”
  唐文煃:《怀李谪仙》“蓝荒千载不知名,赚得青莲遂割荣,奔走簿书余不咏,那能未语调清平。”
  清·魏裔介:《读李太白诗》有“元知功未酬,夜郎竞远戍。……古今称谪仙,斯言良不误。”句。
  施闰章:《经李太白墓》有“夜郎幽愤无多泪,万古长江楚水流。”句。
  吴 绮:《李白》有“可怜酒醉沉香后,独自崎岖向夜郎。”句。
  屈大均:《采石题太白祠》之二,有“英雄有命在文章,岂惜飘零蜀道长。”句。
  郑 廉:《谪仙楼上作》有“夜郎迁客留遗像,记取人豪据上游。”句。
  赵 熙:《过夔州》有“如今两岸猿声少,不尽春愁落夜郎。”句。
  清·张含光:《宿夜郎》有“自入三巴道,迷离望远天。……椓舟嗟往事,仰首拜青莲。”句。
  李 铠:《抵郑家场》诗有“惭无供奉才名盛,迢递何缘到夜郎。”句。
  张皇辅:有《太白碑亭怀古》诗。
  沈 汉:有《宿夜郎吊李白》诗。
  张 鉴:《怀白亭》有“正欲登亭呼太白,雨声吹过夜郎西。”句。
  傅之奕:《桐梓驿》有“夜郎城外几茅茨……残碑剩有青莲迹,元夕犹闻杨子诗。”句。
  李 晋:《桐梓驿》有“邮亭斜对夜郎城…幸有青莲诗碣在,藤花遥映草风清。”句。
  李天英:《晓发夜郎箐宿三坡脚》有“缅怀谪仙人,文藻肆喷薄。一篇蜀道难,疑是夜郎作。夜郎与剑门,其险实相若。……我才不逮君,遭逢谁怨薄,魂兮归来乎,斗酒共斟酌。”句。
  李 楫:《夜郎溪怀古》有“日午转前溪,怅断谪仙至。款步进禅堂,萧条双古寺。”句。
  李铭诗:《桐梓驿读太白碑》“梁州南尽夜郎天,唐代长流李谪仙。人惜金莲辞院漏,世传彩笔挂蛮烟。开元胜迹埋幽草,斗酒风流载旧编。读罢残碑伤往事,空山暮雨正连连。”
  其《秋过夜郎怀太白二首》之二中有“流连竟日供长啸,千古谁怜幽愤深。”句。
  其《夜郎箐》中有“竹王旧墓从何识,李白诗魂不可招。”句。
  


 

口 碑 流 传


  笔者生在松坎,长在夜郎,曾在唐宋夜郎县腹地夜郎、新站作农村基层工作十七年,也多次到过夜郎族人初入桐梓的聚居地——夜郎箐。自幼耳濡目染关于夜郎与李白的一切。可谓所至之处,耳目所及,比比皆是。乡民们对关乎夜郎、关于李白流放夜郎的各种掌故、地名、诗词、纪念物和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是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崇敬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俨然太白先生徜徉吟啸于夜郎溪畔的身影至今犹存。李白到过夜郎之事实,千载之下,辈辈代代的夜郎人似乎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至于“李白流放是否到过夜郎”这一话题,实际上也只在学术界的小范围内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果身临夜郎故地。体验一下那里浓厚的李白夜郎文化氛围,说不定一些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先生们都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论点了。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件史事来说,在民间长期地、广泛地口口相传的口碑资料,也应当是研究者们不容忽视的一件重要的佐证。在一定地域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地名、山水名、掌故、传说乃至一些关于历史的神话,都绝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应当是有所据,有所本,定有来历的,绝不应等闲视之,甚至漠然置之。弄不好,你就会和历史事实擦肩而过,却不自知。相反,对于口碑,只要你认真地去搜集整理,用科学方法审慎地予以研究,把它作为重要参考资料,去加以多方面的考察论证,总是会有所收获的。当你拂去长久以来复盖其上的历史浮尘,历史真实许会真的突现在你眼前。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均早已被难以数计的客观实践所证明。
  可以肯定地说,当代夜郎的乡民们,尽管津津乐道李白与夜郎,但是直至而今,真正有幸得见和通读李白诗集和古往今来学术界关于李白与夜郎的研究成果的乡民能有几个。更何况在千载之前生活在交通闭塞,几无通讯,文化落后,社会开化程度差的丛山峻岭蛮夷之地的历代夜郎山民们了。笔者多年以来,接触到的乡民说起掌故口若悬河,对太白诗碑上的诗句倒背如流,结果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基本上不识字。正如杨升庵先生诗里说的“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试想,千载以来,尤其是在唐宋元明那漫长的历史时期,唐宋夜郎故地——桐梓,长期处于封闭蛮荒状态,既无历史记载,又无通讯传媒,连李白那样的天下大名士在流放途中和到达流放地之后,都只能以诗歌来寄托思亲之情和盼望蒙恩遇赦之感,千百普通山民是何从得知李白及其流放的?是如何杜撰出众多的关于李白流放夜郎的诗歌、掌故的?有什么理由要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李白到过夜郎的事实?而偌大的西南地区,众多的秦夜郎、汉夜郎、初唐夜郎故地,何以没有生发出李白流放到他们那里的掌故和传说乃至物化纪念来呢?这一切,只能从实际上证明了,一千多年来,唐宋夜郎故地民间关于李白流放到过夜郎的口碑,绝非偶然,绝非杜撰,绝非无缘无故地牵强附会。



物 化 纪 念


  如前述过,一时一地产生出关于某历史事实和历史名人的口碑绝非偶然和无缘无故,而物化纪念的产生亦同此理。一个小范围的地域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出现和构建相当大数量的纪念物,尽管其间不少是后人附会,但也足以说明该事物和人物在当地历史上巨大的影响不容忽视。反之,在此地域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却绝无此类物化纪念,亦为反证。现仅将笔者接触到的唐宋夜郎故地关于李白流放夜郎的物化纪念述略于此,以作佐证。
  1、夜郎故县腹地的物化纪念处
  夜郎坝物化纪念:夜郎史称为唐宋夜郎县治所在地,即当为李白流放之目的地。该地自唐设夜郎县治始,夜郎之名经1358年至今未改,乃中国版图中而今唯一名叫夜郎的乡镇政府机关所在地。属今桐梓县夜郎镇中心区域,原川黔古道长期由此通过。其治所小集镇,东距元明两代设置的桐梓驿9公里,东南距夜郎驿近20公里,北距川黔重镇松坎20公里,东北距史称汉唐蒙通夜郎于此渡河的蒙渡10公里,东距今川黔铁路和国道210线10公里。仅在夜郎镇治所,小街及其附近就有如下物化纪念处。
  太白坟 位于夜郎街中段凤凰阁山脚处,为两孔开口砂石砌成古墓,内有石刻图饰、诗句,人皆呼之曰太白坟。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此墓是典型宋墓风格,亦有认为是夜郎先民唐宋两代土司赵氏之墓。
  百碑台 位于夜郎街西南头场口原稻田中,乡民们皆指称为:当年曾于此塑有上百块李白诗碑供人瞻仰。后因明代改驿道后,大道不由夜郎通过,而过往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均绕道专程赴夜郎观赏诗碑,车驾鞍马、轿夫供应频繁,使地方官吏和士绅民众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均毁埋其碑,仅留二块,送往桐梓驿所在之夜郎溪东侧(今新站治所)塑碑立亭,供驿道上来往人士观赏,称之为太白碑亭。
  太白观月台 在今夜郎街道围护着的一座小山丘上,上有凤凰阁,人皆称之为太白观月台,传系李太白举杯邀月之处所。
  太白听莺处 在今夜郎小学校园内,北临黑龙江(该地小溪名),相传为太白马上闻莺之处。
  太白故宅 在夜郎城中,据《四川旧志》载曾存碑记,现无存。
  太白寺 与太白听莺处隔黑龙江相望,传为太白常至游玩读书之地,明曾名夜郎寺,清末重修,名归宗寺。
  狮子山 夜郎街往东2公里,位于夜郎河北岸。县志、府志称为狮子碣。史载:“城迹方圆里许,中有狮子碣,古树蓊蔚,人不敢伐。”祖传为夜郎县城,亦为竹王城。
  太白泉 在夜郎街中段山脚,井泉台额上有石刻“太白泉”三大字。
  新站镇物化纪念:西距夜郎10公里,与元明桐梓驿及明末置桐梓县的治所(今称旧城)隔夜郎溪相望,原川黔古道及今国道210线和川黔铁路均经此。新站镇境内的李白物化纪念有:
  太白碑亭 又称怀白亭,位于今新站镇中心山脚,占地约二亩,颇具规模。至迟建于明代,塑李白诗四首,碑二块,行草流利,落款为“李白题”,诗为:《江夏赠韦南陵冰》前八句、《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南流夜郎寄内》。
  现存碑及亭均清初四川学道王奕清重摹重建,有《重修太白亭记》碑文存史。
  太白书院 隔后水与太白碑亭相对和桐梓驿成鼎足之势。为清初建筑,后改置为“观音阁”。
  2、毗邻地区物化纪念处:
  木瓜镇:距夜郎40公里,此处有木瓜山、木瓜庙,传为李白《望木瓜山》诗所指处。
  绥阳县太白镇:西与桐梓县毗邻,当为唐宋夜郎县东境。境内有太白山,镇名太白,区名太白,乡名太白。
  遵义市城区物化纪念:据《遵义府志》载有:
  太白马上闻莺处:在府治东桃源洞口,知府刘诏陛刻石志其处,洞外为白田坝,后人因指称太白《白田马上闻莺》诗,谓即在此。
  谪仙楼:在桃源山顶,建于清嘉庆年间,嘉庆遵义知府赵遵律有《建谪仙楼记》。
  桃源洞石刻:遵义知府赵遵律刻李白《白田马上闻莺》、《赠徐安宜》二诗并自作《建谪仙楼记》。
  怀白亭:《川志》“在遵义桃源洞内,毁坏。”明甲申间,内阁大学士王应熊重建。
  正安县怀白堂:相传李白到此贯珠亭,后建怀白堂于县南二十里。
  3、原四川今重庆市境内物化纪念:
  夜郎溪石刻:在今重庆市綦江县赶水镇场头街后石壁,为宋颜师贤等,于庚寅四月十五日泛舟,采寻宋南平军教授刘望之字观堂《水调歌头·夜郎溪春泛》辞刻壁,其中有“谪仙人,解金龟,换美酒,载与群游,流觞由水且庚酬。…三万六千日,日日此优游”句。见《续全蜀艺文志》。《綦江志》载为“谪仙人,换了马,抛了裘,共君何事流觞,曲水附悠悠。…日日此酣游。”
  嘉熙时题名残刻:同前地,刻有“…游夜郎江口观故迹苏□□李白草芥□□□…”残字。
  涪陵李渡:今重庆市辖涪陵市,乌江边有李渡地名,人称李白流夜郎至此渡乌江。
  夜郎溪李白石刻:綦江县赶水镇街后有“夜郎溪”石刻大字。相传为李白所书(《綦江志》)。
  以上仅列举尚存至今或见于史志的物化纪念,他们几乎都建构或形成于清代中期以前,有的可溯至宋代。清末至今的尚未录入。
  夜郎腹地及其周边毗邻地区,千百年来竟有如此众多的关于李白的物化纪念留存至今(历代湮没者尚无法计)。在那封闭落后的封建社会千余年间,如毫无李白到过夜郎之事,就代复一代地杜撰和附会出如此众多的物化纪念来。恐怕也是无从解释的吧。说得过去的情理只有一条,那就是李白确曾到过夜郎。尽管其居停时间甚短,尽管其并未留下(或尚未发现)直接居留的物证,但应当是有其涉足夜郎之本事,才令时人或后人附会发生出众多物化纪念且历代乐此不疲,圮而又复。若毫无此事,历朝历代的夜郎人和走马灯似的地方官,该不至于如此无聊地代复一代地造假吧。何况造假只能蒙混一时,岂能蒙混千年百代的有识之士,岂能长久地欺骗历史。
 


 

李白应当到过夜郎


  笔者认为,李白应当到过夜郎。依据是:
  1、李白自己诗作证明他到过夜郎这一点,李独清先生和王燕玉先生的大作中对于李白诗的逐首逐句分析论证足以证明,无须赘述。同时,还可以从《李白全集》(王琦注,四川社95年版)中所收李白关于夜郎的32首诗中可见一斑。如李白没有到过夜郎,他那一部分关于夜郎的诗作不可能那么写,也无法写得那么深切动人的,同时从李白个人性格的角度讲,根据他这部分诗作以及晚年整个悲观灰暗的思想状况看,流放夜郎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是致命的,一向狂放不羁的他也因此一蹶不振直至于死。如果是走到半路就获赦返回,是不可能对他造成如此巨大的损伤的。
  2、历代文化名人对李白流放夜郎之史事的吟咏和文字证明李白应当到过夜郎。(详见前文)
  3、法律和情理均不可能允许李白流放途中盘桓两年多。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怎样宽厚仁慈的君主,均不可能对大逆不道、谋反篡位之罪臣心慈手软,反之,必然采用严厉手段,严刑酷法予以处置。在当时,朝廷对李白的罪名认定为协同其宗室亲王谋反篡逆。则更当令皇帝忌恨,加之李白以一贯放浪形赅、桀傲不驯,得罪于朝野,上下岂肯轻饶于他。尽管碍于个别权臣的面子和李白的文名,免于死罪,但其长流之罪却不是轻易能减或免的。这一点,从他获罪流放后,朝廷几次赐酺和大赦天下,都未对他有所恩遇足以证明。因此,作为朝廷钦犯重罪在身,在流放途中遇达官贵人力邀,解差勉为其难,允其盘桓几日,是可能的。但绝不可能在某地长期滞留,这于理于法都是绝不可能的,即令相邀之人位高权重,无所畏惧,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公然抗圣命,擅留谋逆钦犯长期滞留于自己的衙署,未必存心不要自己的乌纱不成。何况谁又敢担保狂放的李白在其地酒醉之余不会出言不逊,又惹出事来?再说,官吏担戴得起,解差总是承受不了的。因此,李白在流放途中是绝对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长期滞留的。他从乾元元年至德元年三个年头两年多的时间决不可能才走到三峡而遇赦。
  4、从时间和路径方面,李白也应当到了夜郎,而绝不可能半路返回。
  李白在狱中获诏长流夜郎,朝廷决不会允其多作逗留,就当起程赴流放地。若他溯江而上即令沿途作客饮酒也不可能两年多才到三峡。就是成天步行,披枷戴锁也无须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若他直接溯江而上,那么在湖北湖南境内的那些诗作应酬又从何而来。若他绕道湖北湖南境内长期滞留后,才又返回长江上三峡,朝廷法度岂能容他。更何况于情理更加不合,古今中外,岂有如此悠游自在的流放之罪人。再说,更不能理喻之事是,李白在途中沿途逗留达两年之多,在那既无现代通讯设备,又无卫星航测等手段的唐朝,朝廷又从何知道他尚在三峡,而将赦书追踪觅迹送到巫山之阳去宣读,以便他能立即轻舟已过万重山,千里江陵一日还。何况那时哪怕是圣旨也只能以驿马相传。按理,对流放者的赦书也只应送到流放处所宣布才合理合法,岂有朝廷钦差捧着圣旨跟着钦犯的足迹亦步亦趋追上去宣布赦免之理。总之,从时间和路径的角度讲,也只能认为李白是正如王燕玉等先生论述的那样,是从湖南境内入贵州而到夜郎的。如果他走的是这条路,那就必然是到达了流放目的地——夜郎之后,才获得赦书。然后,从夜郎出发经由入川大道沿江而下返回中原。只有这样,于情于理于法才合乎逻辑,合乎实情。如不承认这一点,而主观武断地认定李白是溯江而上,三峡遇赦,未到夜郎,这在许多方面都是无法解释的。
  5、“李白未到夜郎说”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
  自宋代以后,确乎有不少文人学士持“李白未到夜郎说”,从北宋曾巩直到当代的郭沫若老先生都一口咬定“李白在三峡途中遇赦,未到过夜郎。”但实在说,总觉得持此说者多为人云亦云,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似乎他们觉得最有力的一条证据就是李白那首诗的标题和诗内有“半道承恩放还”。“半道”二字在汉语中根本不止一种含义,岂可只作“半路”解。须知,长期流放的谋反钦犯是没有期限的,在流放过程中任何时候赦免都可以为半道。李白作为号称谪仙的大文人,他为何仅用“半道承恩”,而三十多首诗中却从无一字提及“未至夜郎”,反而多处悲愤难抑地吟出“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之类,令人为之唏嘘,一洒同情之泪的诗句呢?这总不可能解释为李白根本未至夜郎,却牵强附会地捏造出在夜郎“炼金骨”“闻酺不预”“不得豫章书”“却放夜郎回”“却放夜郎回”“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夜郎迁客带霜寒”“愿得风吹到夜郎”“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夜郎天外怨离居”之类的事实来无病呻吟吧。
  至于遇赦于“巫山阳”即三峡遇赦之说,更不足为凭,按诗人豪放驰骋的一贯作派,他岂就只是直指巫山之南麓那段峡江,为何不可理解为巫山南面的大片西南地区的任何地方呢?莫非“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都可作实指解释么?
  那些,笔者认为持“未至夜郎”说者的理由明显不充分,证据显然不足。

  


 

李白流放夜郎对夜郎地域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在李白流放之前的夜郎县地,虽有土著山民世代居住,历经千万年(桐梓地二十万年前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已为考古界公认),也有夜郎先民辗转移居此地,已陆续与中原沟通,受到内地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影响。但总体说来,仍属于较为偏远、落后、蒙昧之地。甚至以就近的巴渝之地相比,亦属边陲蛮荒之列,故才有初唐开山洞置郡县之举。其后百余年间,社会开化进程似未见明显大的发展变化。直到乾元年间,李白长流夜郎及其以后,夜郎县地因其流放所带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冲击波,开始激活了长期死气沉沉的夜郎社会和文化。一石击起千重浪,使夜郎邑人既直接接触和领受了流谪之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而又陆续代代相承地发扬光大,使之荡起的涟漪成几何级数地泛滥到逐渐广大的周边地域,千百载之下,竟然蔚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具特色的李白夜郎文化。这就是李白流放夜郎,为夜郎一地带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有四:
  1、李白因长流夜郎而心情抑郁、愤懑,创作出大量直接和间接记述长流夜郎的诗歌,并由此形成了他迥异于前的晚年诗作的风格。其诗风流传至今,成就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影响和造就了千载夜郎文风。仅据我们涉及到的和流放夜郎直接关联的诗作就有32首(见《李白全集》王琦注),间接涉及的尚难一一认定,为数亦当不少。
  2、与李白同时代及其后的历代诗人文士,因此创作出大量诗文以及史论,成为中华文化及夜郎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复一代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化领域。
  3、李白流放诗及其在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均对夜郎地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认为属于带根本性的影响。由此生发了“雄深豪放”、“忧国忧民”、“出其精芒光焰,歌啸恣肆乎其间”的“与大娄山相称”的夜郎文风。(引郑珍语),且千载流传,益发光焰照人,均可视为李白流放影响所至。
  4、李白诗风及盛名,千古流传,对夜郎一地历史人士深有启迪、激励之功,致使代代相传,互为砥励,使后来之人仰慕诗仙英名,企盼步其后尘,沐其遗风,而致人才辈出,成就骄人。仅据今桐梓—县境内史料记载,唐宋之下即有文人出仕,宋有赵高峰出任长沙太守,有《青莲院集》;宋元皆有进士;明末以傅尔玄为代表的傅氏五代十数人均有诗集诗歌传世,称誉一时;清初有李晋、李铭诗父子;清中叶诗人更多至上百,诗集数十部,史载有诗五万余首。民国时期更是工农商学兵政党各界,均有诗人和诗作。尽管年湮代远,兵燹水火,损失殆尽,但历尽劫波仍零散存留下来的邑人诗作仍甚为丰富。仅笔者近几年在修志之余与几位同仁编辑校点的个人筹集资出版发行的《桐梓历代诗集成》即收诗229人3863首。且桐梓历代诗作和诗人在贵州境内也素来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如《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里即选桐梓诗作51首,占较重的比例(全集的8%,为遵义地区的38.6%)。另有近五年间,桐梓县诗词楹联学会一大批以老干部为主的旧体诗词习作者,以会刊发表的数千首诗中精选结集印行的《桐梓当代诗词选》,收诗62人2000多首。这一切都证明李白诗风对桐梓——夜郎一地历代文风的影响,更不必论及其它方面的波及了。
  总之,李白流放夜郎,致其诗风千载流传,而夜郎人因此仰其遗韵,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夜郎文化之风,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昆阳游子江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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