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吴三桂杀桂王,瞿式耗殉难桂林,郑成功也死去了,抗清复明的希望消灭殆尽。《后秋兴》诗就作于此际,但不敢刻入文集,我曾见到过抄本。这些诗当然不能说全无夸饰,但事实大抵是事实,在作历史研究时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还有两个小故事,也是可以说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的。
白耷山人阎古古被清廷追捕得急了,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住在钱家。牧斋想留他下来读书,怕宗羲因家累不肯。一天夜里,宗羲已经睡下了,牧斋提着灯来到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作安家之用,说“这是内人的意恩”。这内人就是如是。黄宗羲后来作《八哀诗》,其一即是“钱宗伯牧斋”,特致感念。有两句是“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原注:“皆身后事。”“美人”当亦指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的儿子,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的起草人之一,乙酉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的原故。
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反面的材料。乙酉以后她对牧斋还是关心的。但这关心总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她没有赞成过他的无耻叛降,而是在清廷逮问时给他帮助,在抗清活动中主动地参预并亲身实践,给他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她和牧斋之间的共同点也终于不复存在,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钱牧斋曾大肆宣传过柳夫人的“入道”,作了不少诗。其实柳如是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照我看,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姿态,就是在生活上对牧斋表示的一种厌绝。
柳如是到钱家时,牧斋的正室陈夫人还在,此外大约还有几房妾侍,现在只知道其一即孺馆(即前引柯煜诗诗题中的“孺信行人”)的生母。但二十多年中间钱家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如是手里的,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牧斋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有专书纪事。但恰恰在这时,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酣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上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她早已安排妥贴,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环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帮家伙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逼死主母而伏罪了。
她又一次极为成功地运用了她一向鄙视并加以践踏的封建礼法,反戈一击,制服了想把她活活吞下去的对手。这是如是一生对封建主义的最后一战,也是最后一次地“胜利”了!
但一些野史的作者、许多诗人文士却把它看做柳如是为钱牧斋殉节,真是十足的昏话!
综观柳如是的一生,大抵包括两个侧面。露在外面,为大家所看见的是她的 “风流不检”;掩盖在底下,很不惹眼,但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清晰的是她的强烈的一贯政治倾向。结合起这两者,才能使我们对她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柳如是荒淫无耻的故事,在晚明那个社会里并不罕见,倒无宁说是一种典型现象,是在没落的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市民等级的疯狂破坏性的表现,是它消极的一面。柳如是从封建社会的最下层挣扎出来,当她一旦挤进地主阶级上层以后,随以俱来的消极腐化因素就进一步迸发,加强了这种疯狂性。而这种疯狂性是会无情地破坏旧社会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加速旧的上层建筑的解体,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的。我们说这里有消极的一面,是和一切大小卫道者的哗然不满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在拚死地保护旧事物,他们把柳如是视为敌人。
在旧社会的文士所写下的大量有关柳如是的诗文中,即使是较有见解的,也很少能看出她那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至多是把她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美丽的怪女人,加以咏叹。如此而已。
柳如是的作品,《湖上草》一卷,《尺犊》一卷,有明末汪然明的刻本。高野侯曾得到过原刻,是虞山赵氏旧山楼的藏书。原书历经林云凤、车秋酃、贝简香、潘椒坡、徐子晋收藏,今不知流落何处。我过去曾买到一个旧抄本,为嘉业堂故物,卷中别增附录诗文不少,为管庭芬手辑。收藏家所收也大抵是传抄本,原刻少见,只见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著录一本,注明是“明刻,棉纸”,当是原刻无疑了。此书当刻于崇祯十三年以前。浙江图书馆目有“《戊寅草》一卷一册,明手刻本,抹云楼旧藏”,未见。又张宗祥传抄《湖上草》一册,也在浙江图书馆。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癸丑五月十一日条记:“金陶庐函寄赠《玉台名翰集》,集禾中女子徐范、赛媛所刻,仅存汉魏茂调、唐吴彩湾、薛涛、宋胡惠斋居士(黄由之妻)、元管仲姬、明叶小容自然居士张净妙、河东君共八家,后有冯柳东跋。” 因知如是集曾有此汇刻本。
长洲章铁《四当斋集》有《柳如是造集序》一篇,为常熟张南械所辑柳集而撰,说是“尝从赵氏旧山楼传录江刻,复辑补诗词若干首,而附以康、雍以来纪载文字,定名曰《柳如是造集》。此本似未刻行,今亦不知仍在人间否?
此外,我曾见过传抄的《旧山楼书目》,其中有如是所作《红豆山庄杂记》等数种,当是稿本或旧抄本。赵氏藏书于抗日战争前后流散,著名的《也是国杂剧》即于丁初我家散出。据说,这本《旧山楼书目》中的书,仍在虞山一带。不过这已是二十余年前的旧话了。我希望这批书仍在人间,则可能使我们见到柳如是更多的作品。
过去我也搜集过一些柳如是的佚作,《柳絮集》、《吴越诗选》、《众香词》、《明诗归》(顺治刻,非钟惺本)等书中都收有一些如是诗词。书已不存,无从引录。谢翠霞和席佩兰《重修河东君墓纪事》诗中有句下小注云:“君寒柳词云:‘ 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细语。’”又注云:“君有‘酿花酒酌桂郎诗, ’桂郎君家孙,早殇。”《天真阁集》)又见道光刻仁和李堂《缘庵诗话》卷三有一则云:
“吾杭之西溪,奥区也,梅花之盛,不减铜坑。明季江浙耆旧多遁迹于此,故某尚书尝往来其间,今永兴寺犹藏柳如是手书小笺,题云《次韵永兴寺看绿尊梅作》:”乡愁春思两款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漾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后署’河东柳隐‘,当是和尚书之作,诗字皆婉媚。“
这是手头仅存的两则柳如是佚作了。
清人集中多有题咏柳如是遗物的,据所见条列如下:
(一)柳如是砚,背镌“秋水阁”印,印上有“如是”小款。砚右有“壬午”
二字。(休宁戴延介《眉妩》词注,砚藏“吴竹桥仪部”处)
(二)柳如是印,“消寒第八集席上,眉卿出一印章,云得之赵秀才家。朱文 ‘如是’二字,旁刻‘癸未春楚秀镌赠’,其为绿云楼中物无疑。癸未,崇祯十六年也。”(孙原湘《消寒词》注,又见潘介综《晓梦春红词》)
(三)红豆山庄玉杯,“江静萝明经(曾祁),予乙卯同年也。自言高祖处士某,工俞附之术,陈健庵先生集中有传。处士曾为河东君疗疾,宗伯以玉杯为赠。
上镌红豆山庄款识,属子孙世宝之。后为他氏所得,静萝踪迹赎还。今夏值君六十寿辰,出以觞客,属予作。“(孙原湘诗题注,《天真阁集》卷二十三)
(四)唐镜,“周南卿得柳如是所藏唐镜,背铭曰:”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初白老人有诗云:”宗伯簦清世莫知,整花映日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挽镜诗。“见《金陵杂咏》。
“南卿拟拓柳本装册,并摹河东小像于左,索同人题句,爱赋四绝。”(钱唐张云激《知还草》卷五)
“镜背铭曰:(略,上下两联误倒),其旁刻‘蘼芜’二篆文,极道劲。中为麟缡,刻画飞动。小折叠架,上刻‘维云楼印’四字。……”(邓之诚《古董琐记》七)
(五)青田石书镇,“石长二寸有半,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树,款曰‘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已畅月柳蘼芜制’。今藏王砚农处。”(张鉴《冬青馆乙集》二)
(六)柳如是沉香笔筒,陈文述《碧城仙馆诗钞》卷六有此题七绝四首,无注。其第二首云:“也合裘钟记小名,沉香禅味悦温馨。真珠四面泥金字,留得尚书旧日铭。”约略可知原物形状,其上并有牧翁铭记也。
丁巳小雪前四日写毕
后记:
十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有关柳如是和她的诗集《湖上草》和尺犊的小文。后来泛读明清人集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更集得资料一小册。凡此种种,前些年都被劫掠以去,至今存亡莫卜。偶于劫余丛杂中检得手抄数叶,皆有关柳如是事,盖后来陆续抄得者。去年闲居无事,即据此重写为一文。观点还是过去的观点,不过少加条理。资料贫乏,但有些却不多见,怕更因我而散佚,所以也一并写人了。看了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是完全说不上什么研究的。
大约两月前,偶然得知陈寅格教授有《柳如是别传》的著作,都五十万言。真是空谷足音,跫然以喜。今天于《学术研究》中得读其第一章,十分高兴,也颇有感触。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其专门著述多涉及南北朝隋唐史。陈先生读书极多,又能突破旧史家樊篱,“旁涉梵夹道藏”,运用域外资料,为比较之研究,遂多创获新解。但有一点是很特别的,他虽然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在著述中却随时随地流露出对文学的偏爱。早年的论《桃花源记》,后来的研究元白诗,继以论述弹词《再生缘》,都是证明。而其最终的研究对象乃是柳如是,尤其使人感到绝非偶然。从《柳如是别传缘起》一章,可以看出他对柳如是的同情与重视,称之为“女侠名姝”,尤看重她的思想、品质。陈先生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阔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评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姿倚门之少女,绸缨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低,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些话说得十分痛切,也是有卓越的史识的。对于女性的同情,尤为难得。陈先生《题牧斋<初学集>》诗有“谁使英雄休入亏”
句,自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这是说,柳如是和钱牧斋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鲜明的差异的。我没有读过全稿,不能确说,但从《缘起》看来,陈先生因为同情柳如是,是很想为她辩证的。他说:“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陶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低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有关柳如是的传说、记载,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复杂情况,但是,这中间并不完全是“低诬”,有些倒是真实的。柳如是是一个被侮辱、损害的女性,但她后来地位变了,挤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她的叛逆的性格,使她蔑视践踏封建礼法,因而作出许多使正人君子攒眉怒目的事来,但这许多,终究是地主阶级腐朽的本质的表现、历史的真实,不能曲为之辩。同样,对待钱牧斋的态度也是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人对钱牧斋采取宽恕态度,如黄梨洲,魏耕……例子不少。这些人往往自己就是明遗民,但并不反对贰臣钱牧斋,当然其中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蒂,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同,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陈先生对钱牧斋的态度与对柳如是的不同,但总还是不无“温情”。他说 “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这就是说钱谦益的迎降、出仕,都不过是难免的,这就和陈先生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郭之辞”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辩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
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辩诬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通思,亦俗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的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五十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