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夜》新探

唐代诗人刘方平《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自令狐楚采进“御”览，千百年来屡为唐诗选本著录。诗人及其诗作以“清丽、细腻、新颖、隽永”（刘学锴评语，见《唐诗鉴赏辞典》）的风格，“平静、宁谧”（傅璇琮评语，见《刘方平的世系及交游考》）的意境，深为后人道许。但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注释、评述、鉴赏文字看，几乎一致认为此诗所写的是春夜景象，且持此说者不乏名家。盖大抵被惑于诗中“春气暖”字样，“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文心雕龙·指瑕》）之故耳。严羽说：“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读诗也必须悟诗人之所悟，如叶燮所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原诗·内篇》下）。读《月夜》诗，我以为亦当从“冥漠恍惚”中求其“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同前引书），方能谓之领悟。

（一）

王国维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虽然，这里所说的理想派、写实派并不等同于现代科学艺术论中所谓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但王氏却十分中肯地指出这两大流派创作方法论方面的基本特征，悟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统一，强调一切作品的艺术境界必须符合现实。我国古代文学评论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文心雕龙》所谓“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辨骚》）、“事信而不诞”（《宗经》），及“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文镜秘府》指摘文病，有“落节”一款，云“凡诗咏春，即取春之物色，咏秋，即须序秋之事情，……假令黄花未吐，已咏芬芳，青叶莫抽，逆言蓊郁。或专心咏月，翻寄琴声，或□（原阙）意论秋，杂陈春事。并是‘落节’”。诗文如此，词曲亦然，《人间词话》又说：“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王骥德《曲律》称：“律则有禁，具列以当约法，……‘请客’。（如咏春而及夏，题柳而及花类。）”可见无论哪一流派，无论何种文体，文学作品的任何失真、悖理描写，都是弊病。所谓“在知音高手，自然不犯”（《曲律》）。是以王安石“残菊飘零满地金”遭当世之讥（注一）；卢纶诗“月黑雁飞高”受后代的质询（注二）。而《全唐文纪事》卷79引《考古质疑》：“王右军《兰亭叙》，不入文选……，世多疑之，《遯斋閒览》谓‘天朗气清’乃是秋景……”。亦可证古人对此忌讳之深。

前人对《月夜》诗的诠释，却似乎都忽略的这项忌讳。试略举常见的几家评述：“因闻虫声而知春暖”（《唐诗三百首》喻守真注）。从“清脆、欢快的虫鸣声”中听到了“春天的信息”，“独选取静谧而散发着寒意的月夜为背景，……谱写出一支独特的回春曲”（刘学锴，见《唐诗鉴赏辞典》）。“此诗前写因月光斗柄之倾斜移动而感到夜色之深，后写因虫声忽闻而感到春气之暖”，并强调从这一切“都见出作者对环境观察的敏锐细微，反映的准确”（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虫声新透绿窗纱’句，将春天带来的生意盎然，通过虫声表现出来”（傅璇琮《刘方平的世系及交游考》）。“（孙洙）批‘春意盎然’，指出这两句好在通过虫声知道春气暖，显示充满春意，反映蓬勃生机”（周振甫《谈〈唐诗三百首〉》）。凡此种种，都是将“月色”、“虫声”、及“南斗斜”当作诗人感受“春气暖”的导因，从而把刘方平推向文章忌病的误区。

（二）

“‘天朗气清’乃是秋景”，此话诚然。秋季，从北方南来的冷空气，尚无力控制中原大地；且由于此时罕见从海上吹来的东南风，故空气中含埃尘及水汽稀少。碧落青天，晶莹程度较其他季节为好，由月球反射来的阳光能够较少折散地到达人间。正如杜甫所云：“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月》）。于是，“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萧绎《荡妇秋思赋》）几成定论。是故古人着力写月色的作品大多是摹写秋夜，沈约诗“秋月光如练”（《八咏诗·登台望秋月》）、李商隐诗“帘开最明夜，簟卷已凉天”（《秋月》）堪为代表。而春夜因空中欠清澈，所以月色显得朦胧。元稹《春月》诗说得实在：“春月虽至明，终有霭霭光”。《后山诗话》曾记述过这样一段轶事：“苏公居颍，春夜对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谓‘前未及也’。”“前未及也”，这四个字恰恰道出了人们在春秋两季对月的相异心态。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七月》）。这篇诗确切地表述了蟋蟀以及其他秋虫的生态，十分符合科学观察的结果。根据北京地区1950—1972年间自然历，蟋蟀始鸣日期平均为7月23日，（竺可桢等《物候学》）这与《旧唐书·历志》引《开元大衍历经》“小暑次候，蟋蟀居壁”相合。按7月乃今农历六月，合周正八月，前后两千余年，情况并无变化。虫与秋的关联比月更为密切，无论前人的诗文抑或今天的现实生活，绝不会出现听闻虫声而动“春”思的例子。所谓因“春气暖”而虫声“新透”窗纱的说法，是乖离真实的不经之言。秋虫则屡见于诗文。《诗经·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暮”；《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秋，……”（从刘履《文选诗补注》校引）；又云“凉凉岁云暮，蝼蛄夕鸣悲”；曹丕《於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李白《长相思》“络纬秋啼金井阑”；陆游《秋兴》“衰草露湿泣寒螀”；以及欧阳修《秋声赋》“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等等。信手拈来，俯拾即是。更为有意思的是吴景旭《历代诗话》甲集二“蟋蟀”条：“余观阮嗣宗《咏怀》诗‘开秋兆凉气，蟋蟀出床帏’，是又以秋初开即鸣床帏，不待十月，盖伤时变之急矣”。竟然把早秋的虫鸣视为异常，更何况春夜的“虫声”呢。

《全唐诗》卷251著录刘方平诗26首，《夜月》外，诗中涉及“月”字者尚有九处。除《京兆眉》中，“新作蛾眉样，谁将月里同”句中“月”字无所实指，其余各处皆涉秋季。尤其《秋夜泛舟》中“万影皆因月，千声各为秋”一联，似乎诗人于生前已预见到后人将对其作品误解，而特地作出申明，或伏下通向正确理解的线索。<BR>&nbsp;&nbsp;确实如此，“万影皆因月，千声各为秋”，诗文在描绘秋景时，常有同时把月及虫当作季节特征的例证，谢惠连《捣衣》“……烈烈寒螀啼，……宵月皓中闺”；汤惠休《秋风》“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梁）江洪《秋风》“北牖风摧树，南篱寒蛩鸣，庭中无限月，思妇夜鸣砧”；（宋）惠崇《崔仰秋居诗》“叶落风中尽，虫声月下多”；以及白居易《旧房》“远壁秋声虫络丝，入檐新影月低眉”等等，皆足以引证。此亦《诗品》所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文心雕龙·物色》亦谓“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庾信《春赋》，写花、写水，写鸟、写鱼，但除了“月入歌扇，花承节鼓”句中不着实地用了一个“月”字外，通篇无一处涉及“月色”或“虫声”。是故可言《月夜》诗中所描述的事物，绝非春景；而月与虫也不能够引发诗人“春气暖”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