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子良

    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中，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提供的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为存世最古的石刻拓本，特别引人瞩目。

    一、关于石鼓文

    石鼓文为春秋，一说战国时代，秦国刻于似鼓形石的籀文四言诗文字。该石鼓十件，唐初发现，系我国刻石之祖。原在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前曾委弃于陈仓之野，故称“陈仓十碣”。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十鼓”。因文字内容记狩猎事，又称“猎碣”，始见于窦�ァ恶箭�<述书赋>注》，当时已有打本。唐末以来多次移置，现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花岗岩石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有一石(《作原》)在宋时已改凿为臼，另一石文字已无存。清乾隆时别选贞石摹勒鼓文，利人拓印，石鼓文遂有新旧二种。

    石鼓所刻四言诗为十首一组，一般依《诗经》体裁取各件起首字作篇名，有《吾车》《��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但于各篇名、排列次第尚有异议。关于石鼓的时代，唐代以来学者见解分歧，旧时包括明代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的题名，多认为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时制作。至近代渐趋一致，公认为东周时秦刻石，但仍有郭沫若先生之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即周平王元年)说，马叙伦、震钧先生之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说，唐兰先生之战国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即周烈王二年)诸说。

    石鼓之名始于张怀瓘《书断》。原文七百字以上，现存二百七十二字。在书法史、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传世最好拓本，为安国旧藏三种北宋拓本，称为十鼓斋“先锋本”(旧时误称“前茅本”)、“中权本”和“后劲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郭老1936年在日本以黑白照片考订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影印有先锋本，并另二种夺字补及安国诸跋缩印，于1939年沈尹默先生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出版，有沈老专论。此前1935年，唐兰先生以购得《石鼓文》“后劲本”照片，并邀马衡先生考论，王福庵先生题签，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当时限于条件，印记有所模糊或逸失。

    在清乾隆时代，张燕昌(1738-1814)据“天一阁”藏元赵孟頫\“松雪斋”旧藏拓本，杂采他本摹刻上石，存字四百六十二，较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载少三字。不久天一阁原拓本毁于1860年火灾，世间遂以为更无第二本。后来世人将张氏刻本，连同嘉庆二年(1797)陆元(1764-1849)又据此并校明清诸本重摹上石的刻本，视为“天一阁本”真传。其实已愈益走失本真。郭老一书出版，真相得以大白。

    一般认为，石鼓文书体近于《说文》所载籀文(大篆)，系当时秦国使用的文字，笔势圆劲，结体严谨，略带方形，气韵高古，是秦朝标准小篆的前身。为历代书家视作籀文之圭臬，深所珍爱。清代以来，如邓石如、孙星衍、杨沂孙、吴大澂、吴昌硕、王福庵、邓散木诸家，皆法乳得力于此。

    安国旧藏《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种传世最古。如此命名，实因墨兵笔阵，各有千秋，以“示并重也”。作为“古书奇物”，欧阳修所记“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而安国藏本，重文不计，合残字及仅存一二笔数之，分别为四百八十字、四百九十五字和四百九十一字。三种参合，可得五百零一字。清末吴昌硕擅书，最精石鼓文，开一新境界新风气，其跋注明系阮元重刻本，惜当时无缘结识。近代最早撰著《石鼓文研究》的史学大师郭沫若，当年也仅见照片。

    据郭老考证，先锋本、后劲本所拓上限在皇祐元年(1049)。中权本经安国考定，为政和二年(1112)赐本，何时拓本，安国未言；笔者意见，不会迟于欧阳修《集古录》十卷成书的嘉祐八年(1063)，因为多三十字。

    近期有幸担任《法书至尊——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责编之一，我得先睹为快。兹就《石鼓文》三种之收藏家、鉴赏家存有款印者作一考略。

    二、关于“后劲本”及浦源

    《石鼓文》后劲本，每行四字。安国亦称为“浦本”。上有浦源“丙寅新秋东海生源记”：“……内监王寿康得此《十鼓》于故内废帖堆中，历年虽久，纸墨如新，若手未触。观其装制，乃旧贡本也。因余笃好，慨然见贻。感受持归，条分为册。装成浏览，觉其布墨之精、存字之多，绝无仅有。不审校之韦(应物)、韩(愈)二公，当日所见者为何如也？”下钤“浦源之印”白文印、“长源”朱文印，起首“东海”朱文长方印，及帖末“浦氏家藏”朱文印记。

    此处“丙寅”年款，安国于裱边以小篆题注：“丙寅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时也。”是年为公元1386年。浦源正是在这一年，将“贡本”《石鼓文》整幅拓本，剪条裱册，题记于上，成为其后安国所藏的后劲本——三本中所得最早者。

    “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所藏各本之上。其为五百年前物确然可信。若非贡本，焉得如此尽善尽美乎？客秋挽华舜臣会，合以寒字号良田五十亩易归。素愿获偿，割产奚惜，督工潢治，三复摩挲。”安国是跋以小篆书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季冬六日题曹本成后三日，赓续题此。当得于客秋即1532年。

    关于浦源，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收有“浦源”条：

    [明]字长源，号东海生，无锡人。举授晋府引礼舍人。工诗，与福建林鸿为诗友，号十才子。尤善画山水，为倪瓒弟子。

    检张慧剑先生《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著录无锡浦源事项计有五处：1373年任晋王府引礼舍人；1375年顷入闽收买书籍，访福建诗人林鸿，加入鸿所结文社；1379年出使陕西，道经淮河落水死，年三十六。1640年福建徐�＜�浦源遗集《舍人集》成；1693年，无锡张夏以手写明浦源《东海生集》四卷寄与山东王士禛。

    由1379年上推三十六，浦源生于1344年。但据《石鼓文》后劲本浦源亲笔题记，以及安国题识，可证1386年浦源尚在世，且任晋府舍人年份要迟十三年，卒年至少也要晚七年以上。晋王即朱��(1359-1398)，明太祖第三子。洪武三年(1370)封晋王，十一年就藩太原。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朱文印记于唐人摹《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卷》、本次展品元赵孟頫\《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等。

    清沈辰《书画缘》记浦源：“长洲人，至正间仕至大中大夫封京兆郡侯。文章弘博，字画遒劲。”(《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此处“长洲”不确。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记浦源：“字长源，号海生，无锡人。举授晋府引礼舍人。倪瓒弟子。……卒年三十六。”此所记号海生，前夺“东”字，享年数则同上，惜生卒年仍未详。此处存疑待查，谨请识者赐教。

    此本除了安国钤印，尚有“缪诜之印”、“眉轩”白文印，“觐班群后含化万物”朱文长方印，“华夏”朱文印、“中甫”和“东沙心赏”白文印、“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华夏为安国同乡好友，明代收藏家，活动于1489年至1557年，室号东沙草堂，著有《东沙集》，同文徵明等交谊颇深)；明末“高攀龙印”(高氏1562-1626)、“东林学道人”白文印，以及清代同治“沈梧之印”、“伯庭”白文印记。

    三、关于“中权本”及徐良夫、盛颙

    《石鼓文》中权本，每行五字。安国也称为“顾本”。并考定为北宋政和二年(1112)赐本，为“存字最多之本”。曾经顾翊周藏，上钤有“顾氏家藏”、“顾维镐印”白文印，“翊周”朱文印记。因盛冰壑与顾有通家之谊，知安国十鼓之集已得八九，其册后有倪瓒题字，与安国所得浦源本有师弟渊源，因此成人之美，使安国得以珠联璧合。

    安国于十鼓搜罗二十年，耗费万金，终于墨缘有份。此本题识于嘉靖甲午二月中旬，即公元1534年，也就是安国病故这一年。

    元代画家倪云林观款为：“癸丑中秋观于耕渔轩，倪瓒。”下钤“云林子”朱文印记。倪生于1301年，卒于1374年，癸丑为公元1373年，他幸运地见到中权本，次年就离开了人世。该耕渔轩主人即徐良夫，著有《耕渔轩杂缀》，并记载此鼓及《大观帖》一同得之于某相国后裔，册上钤有“徐氏良夫”朱文印记，已极模糊。

    循此“良夫”，经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徐远左”条：

    [明]字良夫，号渔耕子，一号松云道人。吴县(今苏州)人。元季隐邓尉山。洪武(1368-1398)中授福建建宁训导，卒于官。工书、画，书法隶多，正、行颇窘涩。洪武二十二年(1389)游武夷九曲，二十四年作武夷九曲棹歌图卷。著《金兰集》。

    检《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书可知，“徐远左”系“徐达左”之误，“良夫”为其字。该年表著录徐氏事项计七处：1371年得《苏轼村醪帖》；1375年刻所辑《金兰集》三卷；1389年在建宁任县学训导，游武夷九曲；隔年作《游武夷九曲记》；1395年卒，年六十三，上推可知生于1333年。1760年吴县徐坚据所得抄本，重订徐达左所辑《金兰集》，并附以新增一卷刊行。其中有一处引人注目：1373年倪瓒于耕渔轩还观赏过《怀素酒狂帖》。查《大观录》卷二，时在八月十一日。至于中秋那天，倪瓒还同王季耕(耕云)于耕渔轩同观《东坡村醪帖》并题(见《铁网珊瑚·书品》卷四)。此前“八月七日偕耕云叟访耕渔隐者，风雨寂寥中为留三日，日有图书笔砚之乐。九日耕渔赋诗见赠”，十日复赋诗《题耕渔轩》。(并见朱仲岳编《倪瓒作品编年》，图版八三《题徐耕渔诗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十五日又次韵耕渔诗奉答，有句云：“身同孤飞鹤，心若不系舟。……居吴二十载，未及兹山游。君才如鲍谢，摛辞亦云优。……”可见徐达左同倪云林均为隐逸高士，气息相通。

    倪云林于一年前的壬子“中秋夜，月明胜常年，良夫与景和携酒至耕云轩酣饮，及二更乃就寝。……十八日暮雨作，至十九日不止，因赋”《中秋夜欢饮》诗。(见《大观录》元贤法书卷九)隔年甲寅即观赏《石鼓文》的次年三月，倪瓒又“邂逅耕渔居士于开元精舍，因征余画，为写”《小景》并赋赠七绝，有句云“此日一杯成邂逅，淋漓醉墨气如云”(《六研斋笔记》卷一)，从此诀别。以上活动，可证倪云林与徐良夫同为“友契”(倪氏语)的知己之遇。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据《苏州府志》记徐达左：一字良辅，一号松云生。少受《易》于鄱阳邵宏道，又受《书》于天台董仁仲。值时局多故，隐居光福山中，耕渔轩在光福镇。吴宽《题东坡遗张平阳诗真迹》“旧藏光福徐良夫家，所藏高编大册甚富，今不存矣”。任建宁训导，系应乡人施仁守建宁之请，六年卒于学宫。俞贞木撰《建宁府儒学训导徐良夫墓志铭》记“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可证其卒年无误。

    徐达左斋号“耕渔轩”，取意并非耕田打渔，而是朝耕夕渔，爰读我书；唯古是嗜，名贤往焉；其乐在轩，以老于轩。

    凡以上内容，可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缺误之处。

    言及盛氏，中权本钤有“冰壑”朱文长方印、“盛颙之印”白文印记。查《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系一人。盛颙(1418-1495)，著有《冰壑集》。安国同乡。字时望，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以劾宦曹吉祥(？-1461)而出知束鹿，成化间(1465-1487)累迁陕西左布政使，1485年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为官数地救荒尚能得民心。1483年作《竹茶炉诗》，1487年家乡惠山重建漪阑堂时作记。故推测盛颙在此前后获观中权本钤印，更圆了安国收藏该拓本的夙愿。

    此本除了安国印记，尚有“华夏”朱文印，“中甫”白文印，“东沙心赏”白文长方印和“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均系华夏用印；以及“舜臣”朱文长方印记。据上文“后劲本”安国题跋中“客秋挽华舜臣会，合以寒字号良田五十亩易归”诸语，“舜臣”极可能就是华夏。

    四、关于“先锋本”及安国

    《石鼓文》先锋本，每行三字。此“曹本尤完，洵罕物矣”，安国并誉之为“吾斋第一至宝”。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季冬不意“观灯姑苏，于曹氏复获一分装十册之本”，“完全无阙，纸墨尤古，增字数十，内多昔人所未见者，盖为五六百年前物，传世最古之本也。曹氏十鼓矜奇，分装十册，余则秘藏自赏，无事表暴，爰删繁就简，剔其空叶，合成上下两册，并改从潘氏排次，重付良工焉。……不惜物力，十年之内，此鼓迭获善本，更有奇缘，因以十鼓名余斋，而以此本为首”。该十鼓斋即天香堂之东轩。

    安国以其同乡顾翊周、浦源两本存字较多，已称罕见，又得此本于苏州曹氏，即所钤“姑苏曹迪”朱文印记者。(查《隆庆岳州府志》：“曹迪，石门知县。”未知是否同一人？)除了安国钤印，尚有“华夏”朱文印，“中甫”、“东沙心赏”白文印，“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唯华夏得钤印于《石鼓文》三种)；“宝墨斋”朱文椭圆半印记。而“沈梧之印”、“伯庭”白文印，“伯庭眼福”朱文印记，据此次珍品展中《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上有其“同治甲子孟冬下浣七日灯下锡山沈梧识”文字、下钤该三方印记，可证沈梧是安国旧藏《石鼓文》在中国的最后一位鉴藏钤印者，时在1864年。郭、唐两老记云：“沈梧尝作《石鼓文定本》，署名古华山农”，光绪十六年(1890)刊行。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记：道光年间“安国后人分产，拆售天香堂，于梁上得安氏所藏十鼓，中三册分别以‘先锋’、‘中权’、‘后劲’本命名，皆北宋时所拓，时为邑人沈梧所得，秘不外传故世尠知者。民国初为锡山秦文锦所得，始于其自设艺苑真赏社影印行世。后秦氏将此三本及安氏藏另一宋拓本皆售于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秦文镜，字絅孙，北宋苏轼苏门四学士之一、词人秦观三十二世孙(迁锡世系二十二世孙)，《桐阴论画》、《画学心印》作者秦祖永(1824-1884)孙。活动于清末民国时期。1915年创办艺苑真赏社于上海汉口路277号及福州路294号，以珂�“娴染�印各种碑帖、书画名世。1924年曾刊行《石鼓文》“中权本”妄改“权”为“甲”字，成“十鼓斋中甲本”混充“第一本”。河井即河井仙郎(1871-1945)，号荃楼，来华后改为荃庐，日本京都人。1900年偕书店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经罗振玉、汪康年介绍，拜吴昌硕学书法篆刻(是年11月17日中外日报刊有罗、汪两氏为订刻印润例)。与1904年至1913年创立西泠印社的丁辅之、吴隐、王福庵、叶铭及高野侯等交游过从，1906年撰书《西泠印社记》，曾参加入社。在日本与同人创办“吉金文会”和“丁未印社”。郭沫若1928年至1937年旅居日本时，其中从事考古的甲骨文、金文的全部研究成果，由文求堂出版。河井听说郭老手边有收藏家刘体智1936年托金祖同送去所藏甲骨拓本二十册在进行编纂，于是将珍藏的安国三种《石鼓文》照片交换借阅。郭老据此增改《石鼓文研究》一文，到1939年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发表了“先锋本”，并取“中权本”、“后劲本”所存字辑为《先锋本夺字补》，附以“中权本”、“后劲本”安国诸跋缩影。原文是郭老1932年在文求堂见到三井的儿子出借在外流散的四十二张“后劲本”照片写成，于次年发表的。

    郭老在《石鼓文研究》中说，三种拓本经河井荃庐为三井银行的老板鉴定后，均于抗日战争前被售往日本。(钱瘦铁先生的弟子潘德熙先生近日函告笔者：当时三井在上海开设有三井洋行，银货两讫成交快速，还公开过成交价。并寄来日本《墨》杂志1991年3、4月号刊文复印件，内提及先锋本是1921年以四万二千元购得，中权本是1935年购得，未言价格。)1945年美国轰炸东京时，河井连同所藏三种照片全被炸毁了，不知三井所藏原拓本安全无恙否？郭老的担忧，我们理解，这毕竟是人类共同的一项难得的文化遗产——正如安国在钤于“后劲本”的一方白文长方印记八个字所言——“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如今三种原拓本安然存世展出，不得不感念当年匠心独运、珍护有加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在此，就大致的了解记如下。

    安国(1481——1534)，字民泰，无锡锡山人。《书画传习录》一书附同邑嵇承咸所啊《梁溪书画徵》，记其世居胶山，富几敌国。邑中诸大役，国皆有力焉。父丧，会葬者五千余人。因山治圃，植丛桂其上，延望二里余，因自号桂坡。渔猎子史，精于书法，善鉴别彝鼎法书名画，珍藏之盛，甲于江左。国所治圃，地本石地，国募夫凿之，穿池广数百亩，中为二山，以拟金山、焦山。由是石田转为沃田，圃亦为一邑冠。《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大明安国鉴定真迹”朱文长方印鉴一，《石鼓文》三种拓本则让我们大开眼界：字号印有“桂翁”和“桂坡老人”(朱)，“胶峰樵客”(白)等；斋号印有“天香堂”(白长)，“桂花坡”和“桂坡馆”及“古墨林”(朱)等；吉语印有“安且吉兮”“适彼乐国”(白文，首尾即嵌有“安国”姓名。后句出《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国”)等几十方印记。

    安国继承了富有资产却热心购藏异书、校刊刻印图书，抢救和传播文化的传统。其校刊印书处取名“弘仁堂”。刻印有明施仁(疑即上文第二部分言及徐达左应乡人施仁之请者)《左粹类纂》十二卷、《雍录》十卷，另有《颜鲁公集》、《熊朋来集》、《吴中水利书》，并以铜活字排印唐徐坚《初学记》、《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以及沈周的《石田诗选》十卷重刊本等。明嘉靖安国弘仁堂刻本、“安国校刊”等早已载于史册。所著有《游吟小稿》、《安桂坡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