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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聂绀弩和他神秘的“侍从室秘书”朋友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昆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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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和他神秘的“侍从室秘书”朋友  发帖心情 Post By:2014/9/17 16:39:52 [只看该作者]

    著名作家聂绀弩已作古有年,他终其一生,特立独行、耿直正派、襟怀淡泊,且经历曲折,富有传奇色彩。聂绀弩早在大革命低潮期就结交了一位身份特殊的朋友,此人名叫高晶斋(以字行世,唐人名著《金陵春梦》中称其名高传珠),乃是聂绀弩留学苏联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回国后初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后改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聂、高两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且保持友情多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聂绀弩极少向外界提及高晶斋。而高晶斋这位南京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的资深俄文教授,生前亦只是在个人自传等材料中才几次提到他与解放后同样“运交华盖”屡受冲击的好友的关系,且都是称赞之词,肯定聂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殊属不易……
  
  (一)
  
  1928年7月里南京酷暑难当,一天,在城南大集成京苏菜馆门口,时任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聂绀弩意外地见到了留苏同学高晶斋,很是高兴。那时高晶斋还未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只是在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他是和两位山东老乡来这馆子喝酒的。当下就邀聂绀弩入席,共叙别后之情。这两人都生于1903年,经历却大不相同。
  聂绀弩19岁那年在福建泉州北伐军东路讨贼军指挥部任中尉文书。他喜好诗文,人又聪明,追求进步,得到时任指挥部副参谋长的湖北同乡潘宜之的提携,在军中主办了一份作战简报,后一度离职赴缅甸办报,宣传反帝。1924年入黄埔军校二期,曾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留苏回国后在上海,聂绀弩见到了老上级潘宜之。那时蒋介石已发动“四?9?9一二”反革命政变,潘宜之时任北伐东路军指挥部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是白崇禧主要助手之一。他受命办《中央日报》,邀聂绀弩当编辑,聂只干了月余便主动辞职,却又因同情横遭国民党政权镇压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而遭到警告,幸有潘宜之出面打了招呼才免于牢狱之灾。在沪上聂绀弩人生地不熟,谋职都成问题。卖文为生半年多后,迫不得已又向潘宜之求助。恰好中央日报社和中央通讯社都迁往南京,聂绀弩遂被安排进中央通讯社当新闻部副主任。迫于“白色恐怖”的氛围,他不能不谨慎了些。
  而高晶斋的经历就远比聂绀弩简单。他是山东惠民县人,1923年在北大学习时就加入国民党。毕业前一年,由于高晶斋的学分已达到毕业要求,出于对革命的向往,他打报告申请到苏联学习,获得批准。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广得人心,也使国共两党合作有了政治基础。在北京负责审查学生们赴苏联留学的小组由李大钊为首。高晶斋首审即获得通过,于1925年暑假踏上赴苏求学之旅,同学中有邓小平、卓琳、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傅学文、罗方中、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蒋经国、邓文仪、贺君山、萧赞育等400多人,可谓人才济济。
  聂绀弩稍迟于这批人赴苏联,与高晶斋并不熟。留苏学生中懂得英语的21人编进第一班。高晶斋的英语挺不错,也在此班。班里同学有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沈雁冰弟弟)、林岩、邵志刚(邵力子之子)等。而高晶斋恰与后来一度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张闻天同桌。这个班的同学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惟有高晶斋是国民党员。他从这些同学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自觉获益匪浅。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高晶斋颇为活跃,他与聂绀弩的关系一般,与他交往最多的是邓文仪和蒋经国。蒋是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和高晶斋为争论问题打过一架,却“不打不成交”,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高晶斋回国后得以进入侍从室工作却与蒋经国无关……
  有一次,同学在一起喝酒聊天,谈到“济南惨案”,聂绀弩注意到高晶斋神情激昂,甚至批评政府过于软弱,居然绕道北伐,以避日军凶锋。聂绀弩对他顿生好感,无形中在心理上拉近了距离。但在谈到对共产党的看法时,高晶斋谨慎多了,顾左右而言他,且反守为攻,主动问聂绀弩:“我听说潘宜之竟在上海娶了一名叫刘尊一的在押女共产党员为妻,将她保释出漕河泾监狱,送回自己公馆,还悄悄举行了婚礼。不知是不是有这回事?”聂绀弩欲言又止,岔开了这敏感的话题……
  在这次接触后,聂绀弩又去了几次四牌楼高晶斋住所玩。那时高已成家,妻子魏菊逸也是山东人,读过中学,贤慧知礼,她从不参加丈夫与客人的交谈,只忙着炒菜、蒸馒头或包饺子以待客。聂绀弩发现这位留苏同学保持着正义感,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批评颇多,但因军校教官的身份所限制而感到压抑苦闷。某日在高家,高晶斋对聂绀弩透露:就他所知,蒋介石急于增加两位侍从室秘书,但前提是必须是黄埔军校生,且文笔好,忠诚可靠。高问聂是否感兴趣,聂则表示一点不感兴趣,也不需要高从中引荐相助,高晶斋也就作罢。随着交往日增,两人结为朋友。
  1931年“九?9?9一八”事变后,日军悍然出兵沈阳,炮轰北大营。由于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不抵抗。月余内,我东北三省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全国上下掀起抗日浪潮,平、津、沪等市上万学生云集南京,在国民政府前集会请愿,声势浩大。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成千上万名师生也涌上街头游行抗议。聂绀弩因公开批评当局的媚日妥协立场而不能在中央通讯社继续工作,被迫辞职,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与妻子相聚,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
  
  在日本,聂绀弩结识了青年作家胡风(张光年),志趣相投,结为好友。经胡风介绍:聂绀弩加入了“左联”东京分部,并因回国后在上海主编《中华日报》的“动向”副刊而又先后结识了鲁迅、茅盾(沈雁冰)、丁玲、郁达夫、巴金、王任叔(巴人)等“左翼”作家。聂绀弩诗文俱佳,文风犀利泼辣,思想性深刻,得到鲁迅的好评。1934年经吴翼如介绍,聂绀弩秘密加入共产党,从事“左联”革命文化事业。
  1934年6月,聂绀弩接受了“左联”领导人冯雪峰交待的秘密任务,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已当上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高晶斋,欲通过他设法营救出在上海被捕后已移押到南京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和另一个在南京被拘押等待判决的进步作家叶紫。在碑亭巷曲园酒家里,聂、高两人见了面,点了几样湘菜,要了一瓶金陵春曲酒,边对饮边聊。聂绀弩出于必要的警惕,推开包间的门看清楚没有身份不明的人盯梢,才放下心来,渐渐转入正题。请高晶斋设法相助。高考虑了一会儿,严肃地表示:他不便出面营救丁玲,因为她的知名度太高,她的作品《母亲》、《莎菲女士日记》等在社会上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况且,丁玲的被捕广受国内外舆论关注,宋庆龄、徐悲鸿等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呼吁当局爱惜人才,慎重处置,就高晶斋得到的消息可以判断国民党当局还不至于杀害丁玲,眼下又已由张道藩出面,假惺惺地对《中央日报》记者表示:“已暂将丁玲改为软禁,带离中央看守所,让其闭门思过云云……”还当众出示了丁玲在东郊某洋房里坐在藤椅上读报的照片,旁边并无警卫看守。
  至于叶紫,高晶斋表示:鉴于他被拘押前就使用假名俞守进(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1926年参加革命,其父、兄均为农会骨干,在清党反共狂潮中惨遭杀害),且以文艺青年面目而出现,两年前首次从上海流落南京时以在《扶轮日报》干校对员挣点钱糊口,还与女工汤永兰结为夫妇。若果真从未暴露真实身份,而且在南京警察局没有留下过案底,又未上过中统的名单,那么还是可以让警察局放人的。聂绀弩表示,他已通过“左联”南京外围组织的两位熟人了解过了。叶紫这次被拘押是妻子前男友因失恋报复而向当局检举其有“共党分子嫌疑”,但未被抓到什么证据。高晶斋叹了口气,慨然道:“我就试一试吧。3天后,你听消息吧,还是在这儿碰头喝酒……”


  聂绀弩回到文友路翎的北门桥住所等了3天,又去曲园酒家见高晶斋。他仍穿着一身卡基布军便服,很朴素,桌上放一只从法国带回的黑色公文包。胸前加佩了一枚景泰蓝军委会证章。他笑称以后外出都得佩带上这证章权作护身符,就不会被警探盯梢。他告诉聂绀弩,经他向王局长打招呼,人已放了。但依高晶斋之见,叶紫最好带上妻子离开南京,不妨去北平、天津或许安全些。聂绀弩表示衷心地感谢,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两人又对饮几杯酒,聊聊时局和文化界动态,然后才分手。聂绀弩赶回上海向“左联”组织汇报……
  高晶斋何以有这等面子呢,这就要说说他的“侍从室秘书”新职务了。从1928年到1933年初,高晶斋任中央军校教官4年多,得到副校长杨杰、教育长张治中的好感。时兼校长的蒋介石也旁听过他的几节课,留有一些印象。1933年,张治中推荐军校15名教官赴欧洲四国考察军事教育,但蒋介石只批下4人,其中就有高晶斋。当年6月,他们搭乘“胡佛总统号”邮轮成行,去了英、法、德、意四国,参观了20多所军校,令高晶斋眼界大开。一年后回国,由陈布雷拟出名单,推荐8名欧美、苏俄各国留学生到蒋介石的侍从室担任秘书,他们是徐庆誉、傅锐、张彝鼎、高晶斋、徐道邻、罗贡华、何方理、李毓九。8人中大部分是南方人,徐道邻是北洋皖系将领徐树铮之子,为徐州铜山人,只有高晶斋是道地的北方人。这份名单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他选上高晶斋主要还是考虑到利用高去联系北方的将领。半个月后,8名秘书均到职。据高晶斋20世纪80年代初回忆:侍从室秘书平日都穿中山装或卡基布军便服,服饰很一般,直接上司便是主任秘书兼中央副秘书长陈布雷。高晶斋两次受到蒋介石单独召见,问及他留苏时的情况、与蒋经国的关系,看得出蒋介石对儿子未卜的命运甚为牵挂。他还问了高的家世和婚事,以及高对北方主要将领们的看法,指示高晶斋多与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将领联系。
  1934年夏,坐镇南昌指挥“剿共”战事的蒋介石又一次匆匆前往庐山,在海会寺中央军官训练团开班仪式上发表演讲,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彰了10多位与工农红军作战有战功的将领。还在小礼堂放映由军委会南昌行营政训处摄影队在赣、鄂、皖、湘等地战场拍摄的“国军作战记录片”,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多有污蔑之处。
  高晶斋秉承蒋介石旨意,连日里天天晚上去中训团军官们下榻的牯岭新村小楼群进行活动,重点是联络北方的军官,如山东韩复榘部下师长展书堂、曹福林、孙桐萱等,与他们喝茶聊天,叙乡情,还代表委座给他们分发纪念品(主要是蒋介石戎装签名照片及礼金,每人都是2000元现金支票)再三讲明这是委座对各位的关怀,聊表心意而已。这些师、旅长都笑纳了,并请高晶斋代为向蒋委员长转达谢意。其实这些小恩小惠并不能起到多少笼络人心的作用,但至少减少了不少北方籍带兵军官对蒋介石任人惟亲、重用江浙人的怨恨情绪。高晶斋还告诉展书堂等军官,回驻地后,有什么想法乃至委屈尽可以给他写信,他一定代为处理,必要时他可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这一招还真起了些作用。
  1935年9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发生了志士孙凤鸣刺杀蒋介石误伤汪精卫的“惊世大案”,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高晶斋在事发当日正巧也在湖南路中央党部大院内,是和李毓九协助陈布雷整理汇编会议文件。他也着实吃惊不小。他通过这一轰动性事件敏锐地感到蒋介石顽固推行的媚日妥协、坚决反共的政策愈加不得人心,就是在国民党内,黄埔系将领们和CC系人马也大都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而蒋介石似乎无意改变立场,他继续调集主力部队20多个师追击工农红军,督促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加紧备战,参与对付红军。而且,他没放松笼络北方将领的工作。他授意高晶斋私下拜访来南京开会的宋哲元(时为二十九军军长兼北平军政分会主任)、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总参议)、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傅作义(山西晋军重要将领)、马步芳(青海省主席)等北方西北军政大员,分别向他们送礼金、纪念品。每人是5000大洋,这在当年是一笔重金了,但对于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来说,并不缺钱。他们也明白蒋介石的用心,反正不要白不要。也正因有这一背景,后来高晶斋受山东我地下党王哲等同志委托,出面跟韩复榘、宋哲元等北方将领打招呼说情,让他们释放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员,并让山东“莱阳学潮”得以解决,被捕师生全部获释。
  1936年3月,某日晚高晶斋在南京的六朝居酒楼又重与阔别了几年的好友聂绀弩聚首,楼下秦淮河上流漾着月光灯火,两人点了几样风味菜肴,把酒对饮,感慨颇多。高晶斋身在南京国民党高层中枢工作,却一直牵挂着这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特立独行的好友。酒过三巡,聂绀弩看四周无人注意,轻声告诉高晶斋,就他从刘大杰妻子李芳群(武汉大学毕业生,郁达夫门下高徒)那儿得到的最新消息:马西凡因在武昌中华中学、汉口省立商专等校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而被武汉中统区特务逮捕,遭到酷刑拷打。聂绀弩请高晶斋利用特殊的地位伸以援手,救救这位党外文化人士。高晶斋很早就认识马西凡,感到此人有才华,尤具剧作天赋,人又正派,自己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表示会尽力帮忙。
  回到家,高晶斋顾不上休息,便给武汉中统区区长刘连漪写信,要求他放人,还以自己的名义担保,说就他所知马西凡只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平日喝了些酒,爱发点牢骚,其实与共产党并无任何联系云云。刘连漪不便自行处置,立即请示中统两湖区特派员兼武昌行营少将侦缉处长与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蔡孟坚调出马西凡的材料,看了两遍,并未看出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相反此人对省主席杨永泰(政学系政客)贪赃专横行为的斥责还令他有同感。因为蔡孟坚和杨永泰早就貌合神离,已受够了气。蔡当下便指示刘连漪尽快放人,于是马西凡得以重获自由。
  
  (三)
  
  抗战初,平津陷落,接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又被日军侵占,熊熊战火中,武汉成为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中心,国共两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高晶斋已被调离侍从室,改任军委会政治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那时他归一厅厅长康泽领导。与三厅厅长郭沫若及田汉、洪深、金山等进步文化人士并无什么交往,互相了解亦少。但他敏感地发现,时兼军委会政治部常务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对他表示出友善,一次在汉口坛华林三厅办公室,周恩来主动过来含着真诚的微笑与他握手,握得亲切有力,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令高晶斋激动不已,回到住所一夜失眠。他从这位中共领导人身上感受到高尚的人格及成熟政治家的魅力。事后高晶斋才知道,是也在武汉参加抗日文艺工作的至交聂绀弩向周恩来介绍了自己一向左倾,几次冒险帮助共产党的事迹。
  高晶斋未到职前,陈诚部长已请了些人编写了几本教材,如马寅初的《中国之经济》、陶希圣的《中国之社会》等,另外竟还有中共大叛徒叶青(即任卓宣)写的《中国之政治》。高晶斋发现这本教材中有不少辱骂毛泽东的话,并称共产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是“红色割据”。他便请示陈诚:团结抗日时期,最好不要印这本书。陈诚叫高晶斋斟酌办理,于是他决定不印发这本教材。在武汉,聂绀弩两次约高晶斋见面,考虑到高的身份,聂都安排在汉口璇宫大酒店。这样可免除国民党特工的怀疑,因为若安排在武昌或汉阳的僻静的茶楼或小酒店见面,反而会引起特工们的疑心。在见面时聂绀弩表示了感谢,希望高能够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利用一切机会,说服同事们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格局,共同抗日。高晶斋及时透露:就他所知,陈诚抗日但反共,他的亲信少将情报处处长张振国亦是如此。中共长江局和武汉党组织不必寄希望与张开展合作,但他还不至于像军统戴笠那样一味搞反共,对付日特、汉奸却百般无能。聂绀弩将这些情况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1945年8月,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一年后,高晶斋出任山东省府委员兼山东省敌伪财产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处理敌伪财产。当时,有位经济汉奸的房子搬空,高分配给省民政厅作为单位的宿舍。而省政府调查室的军统分子就报告给省主席王耀武,想用这座房子监视对街的一幢据称是共产党活动地点的房子。高晶斋没买账,结果结下怨恨,军统特务们翻旧账,给高罗织“通共”等罪名,并与省法院勾结,将他陷害入狱,判刑12年,终身剥夺政治权利。
  1948年9月,我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活捉省主席王耀武和庞镜塘等,黑牢被解放军部队打开,饱受折磨的高晶斋得以获得自由,重见光明,痛定思痛,他决心竭尽所能为共产党干些事情。经过共产党员王哲的引荐,他去济南市人民政府见到原在华东局城工部搞情报工作,现主抓蒋管区策反工作的王一伟,主动申请分配任务。王一伟请示上级批准后派高晶斋利用与国民党军界众多熟人关系搞策反工作。
  高晶斋办的第一件事便是给驻守山东泰安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写信,请他认清形势,倒戈起义。李玉堂。山东人,1899年生,黄埔一期生。抗战中期任第八军中将军长,骁勇善战,在赣湘鄂战区率部抗击日军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李玉堂一向反对打内战,同乡故交高晶斋的秘密来信更坚定了他的立场,遂消极避战,故而三野部队解放泰安很顺利。李玉堂旋遭蒋介石撤职查办。之后,高晶斋安置好家小便冒着生命危险去南京开展工作。那时聂绀弩因共产党员身份已暴露,不能继续留在蒋占区,去了香港。他已与高晶斋失去联系好几年,仍惦念着这位朋友的安危,两人的心灵是相通的。
  当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徐州地区兵荒马乱,炮火连天,津浦铁路运输中断。高晶斋取道尚在国民党军刘安琪部控制下的青岛,乘海轮到上海,来到南京即按王一伟嘱咐,与地下党干部胡以虹接上头,并在一位好友家住下,以在南京五中当历史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数日后,在复成新村三号洋楼,见到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青岛特别市市长秦德纯。这位将军心神不宁,神色憔悴而阴沉,他是来南京向政府请求增调船只去青岛接运困在海湾一带20多万军民政府职员的,与李宗仁、吴忠信等纠缠了几天,只争取到3艘海军运输船,大家都意识到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势已去,无不忧心忡忡。
  在两人喝酒时,高晶斋分析了形势,请秦德纯劝驻徐州的兵团副司令冯治安与他一同起义。秦德纯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他认为败局已难以扭转。他曾任二十九军副军长,抗战胜利后,升任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军令部次长,被授上将军衔。1947年10月调任南京政府国防部次长,后临危受命主政山东,已无力回天。他表示要考虑考虑,还劝高晶斋行事小心点,以后也不可再登门找他,因他怀疑自己已受国防部保密局特工监视。
  在南京,高晶斋又去浦口与驻军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联系,做其工作。两人旧有师生之谊,于审时度势,同意起义,撤开防线,但他已受到当局的怀疑。京护卫戍总司令汤恩伯找于兆龙谈话,并调其部队去安庆驻守,将其置于坚决反共的十八军军长杨干才的密切监视之下,这次策反功败垂成,殊为可惜,高晶斋对驻芜湖的二一四师师长张奇(中央军校七期生)的策反工作却取得一定的成功,促成张奇师两个团渡江至江北裕溪口起义,并接受我三野司令部的改编……
  高晶斋在南京搞策反之初,国民党方面并不知道。他的留苏同学时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还两次请他吃饭,表示拟保荐高任国防部少将衔秘书。高晶斋不置可否,但他言语间流露的左倾态度已引起邓的怀疑,后来不再提此事。解放前的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一日,我地下党振一同志密告高晶斋,他已被保密局列入220人的黑名单,叫他速隐蔽起来,他只好暂时停止策反工作……
  解放后,高晶斋夫妇安家于南京。他被安排到南京药学院(今中国医科大学)外语系执教,主教俄语,他还担任民革南京高校支委、民革市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等职,与文化事业结下后半生情缘。他特立独行、正直敢言、嫉恶如仇,易得罪人。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屡次受冲击,迭遭磨难,仍坦然自若。据高晶斋生前回忆:1955年,他去北京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校俄语教学会议,特抽空去看望了老友聂绀弩,在后海边一家小饭店吃了顿饭,聂建议他以后别通讯联络为妥,因他是个广受关注的文人,易给朋友们引来麻烦。高晶斋不免有些不快,但他明白,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友确是为了他们这些朋友着想,他表示了理解。1957年,聂绀弩果又受到冲击,然而,远在南京的高晶斋也在劫难逃,他也被定为“右派”,蒙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经历了20多年不堪回首的日子。
  1979年高晶斋的冤案终获平反昭雪,仍在南京药学院任教授,1985年辞世,终年82岁。留有俄文译著数部。高晶斋有7个子女(其中女儿高慧敏已于1976年辞世)皆事业有成,继承了父亲的爱国精神。至于聂绀弩,他吃的苦头可比高晶斋多多了。“文革”浩劫中,他差点丢掉性命。“四人帮”垮台后,1979年,聂绀弩又复出,还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再次成为国内外新闻人物,多家报刊争相采访他。近年,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她的书中用“蓝章文字”谈到对聂绀弩、周颖夫妇的印象。当然,聂绀弩已读不到这部书和其他人的相关回忆录了。他已于1986年辞世,与包括高晶斋、胡风等在内的众多故旧好友相聚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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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高晶斋二子高宗英是我们学校原校长、我国第一位内燃机博士高宗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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